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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去重新回看世界各地的文化究竟在干什么，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处的文明都面临如何处理各地的种内竞争的这一问题，比如：印度与欧洲接壤处于开放地貌，早在轴心时代之前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印度就被雅利安人入侵，雅利安人属高加索人种。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长头多须，高鼻子，蓝眼睛，浅色头发是原居于今天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部落，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印度本地民族就已经很多了，再加上外来的民族，这就使得印度的种内竞争非常激烈，激烈到什么程度？印度居然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梨俱吠陀》等经典，之后迅速发展成宗教文化，最终形成等级森严的婆罗门（瓦尔那）制度，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种姓制度，很多人会说这是压迫，但你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是通过这一的办法如何在公元前1300多年的时间，能够让当地各民族之间不互相掠杀呢？古人最好的办法只有压抑，比如第四等级首陀罗永远是奴隶，其后代也永远是奴隶，这一点和中国古代早期奴隶制。

　　咱们再说古希腊，古希腊一片开放地貌，外来人种和当地民族的关系很复杂，并且因为频繁进行共商业贸易，血缘关系被打破，这个被打破的程度超过了印度和埃及，就好比今天的城镇青年全部到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的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如何压抑人们的种内竞争？亦或者如何才能使人们减少作奸犯科的事件发生？靠神学！所以古希腊的神学非常发达，神是万事万物的代表，如果人们作恶就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行善就会得到福报，但是他们的神学区别于埃及和印度，其中原因这里不展开解释。

　　最后说中国，中国这篇地貌我多次介绍是一片封闭地貌，古代西方的民族和文化很难到我们这里，只有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算是第一次，第二次就得等到1840年战争之后的西方文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和埃及、印度、古希腊有着地理地貌的天然区别，以至于我们将原始农耕文明的很多东西保留了上千年，以至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很难找到和中国一样的文化，当然这恰恰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精雕细琢自己的文化同时其实就是在解决人与人的种内竞争问题，很多人批判儒家，但事实上你想想古代如果不通过儒家的办法如何能缓解人与人的种内竞争，儒家确实压抑，但是同时期的其他地方更压抑，各方的文化构型目的只有一个，即缓解种内竞争。如果中国古代只用法家你认为怎么样呢？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至今我们都是法律和道德并行来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而不是更黑暗。

　　所以，中国人没有西方基督文化的氛围，指我们没有西方一神教的神学宗教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权利的理解跟上帝没有关系，权利不来自上天，而来自人治，也就是世俗政权，这是中国政权的早熟，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天子指天帝之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皇上，老百姓的地方官称之为父母官，所以在那个传统伦理宗法性血缘社会的背景下，百姓可以称皇帝为爷爷，这一点典型的例子是乾隆的爷孙论，中国的文化基础是“孝”，是血亲伦理，这叫做血缘宗法性传统伦理社会结构。

　　百姓的顶头是人，是皇帝，不是神，也就是说虽然天帝是皇帝的爸爸，但是天帝跟老百姓的关系可不是祖爷爷和重孙子的关系，而是天帝跟老百姓没有一毛钱关系，仅是跟皇帝本人以及封疆大吏和地方百官有关系，这叫世俗政权天花板，和天帝沟通的事是人皇帝的特权，之前讲到过周天子祭天，只有他可以，其他人都不行，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同罪指的不是王受法律的制裁，而是受到天帝的制裁，那是人家爷俩的事情，和老百姓没关系，比如皇帝干坏事多了，天降灾祸王朝衰败，这是天帝对他的惩罚。

　　但是唐宋时期不然，—道皇帝诏敕的出台有着非常严谨的程序。诏敕出台之后若想真正要成为国家的法 律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的程序，文官集团同不同意还得看他们怎么商量，三省六部制度中的“门下省”就是专门约束皇帝权力的，所以并不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成为圣旨，唐代的圣旨叫做“敕旨”。如果门下省官员不签字，这个圣旨是发不出去的，并且他们可以在圣旨上批批改改打回去让皇上的秘书们重新拟定，所以你看也并不是皇帝随便下一道圣旨就可以编为国家法律。

　　于是你会发现，中国的王朝不需要所谓的立法机构来建立法律，很多都是开国就设定好的，—部基本法制定出来之后王朝就不需要多次立新法，其中原因就是我前面讲过的中国这片封闭地貌下的文化始终是处于农业文明的最基本样态，所以没有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社会无法产生变革，于是需要新律法的需求就不会太多，古代王朝即便要立法也不会设立一个专门的立法机构，因为一些改革派，比如宋朝王安石、明朝张居正他们利用权力去实行新法是不需要所谓的机构。

　　第一，宋朝成立修敕所开始启动立新法的程序之后，这个事情要按照惯例在天下各个州县衙门与菜市场等地方贴出宋朝政府宣布的新立法公告，此时就是立法期间，在这个期间如果有人有立法的建议，就可以写信，古代叫投书到政府，然后政府人员会一个一个的细看，好的立法建议就会被采纳，最终讲过一道道程序落实在宋朝的法律汇编里，在《宋会要辑稿》中记载，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二月， 宋徽宗任命宰相何执中提举修敕所，开始新一轮立法，这就是平民老百姓提建议的大好机会。

　　之所以宋朝频繁立法，原因就是我前面说的应社会需求而产生，宋朝不仅是经济发达，工商业也很发达，因为宋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质货币——交子，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旧的敕令也总有滞后的时候，需要不断修订新的敕令。试想《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能够适用于宋朝吗？肯定不行，因为许多条款与宋代社会现实脱节的，比如我上期文章举的李清照离婚案的睡眠法律，为什么会产生睡眠法律，就是因为旧的法律无法适用，需要用新的敕令来代替，于是宋朝每一任皇帝都要搞搞立法。

　　神宗朝熙宁二年（1069 ）的试法官”这年考六场，一天一场，前五场是具体案例的判决，也就是实操技能，并且要求每场的案例里要包含10~15件刑名。最后一场考法理题五道，所有的案例试判都需要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必须援引法律条文，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去写。这些案情并不是全部都是确定的，很多都是有疑的，这就是考试挖的坑，别以为今天才有考试挖坑，古代就有，不过你可以在试卷上标明这起案件存疑。具体内容记载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七。